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编辑历史文献资料的欧阳原则，依我个人经验而言
：一是哲生整理之旨要有用 ，即所编资料全面 、新文新文系统地反映历史对象；二是化运化运要好用 ，即所编资料对使用者来说比较方便查找、动的动卷使用 。文献文库加拿大预测网28预测例如，历史编辑《鲁迅全集》，诠释趣首先的编辑要求就是全，如果鲁迅的复兴作品不能尽入囊中、一网打尽 ，欧阳存在漏收现象，哲生整理之旨就不免有遗珠之憾 。新文新文对所收作品
，化运化运如果不加以合理编排，动的动卷则易给读者带来查找困难 。编排所收作品 ，需要对所收作品的体裁、内容、发表背景有通透了解 ，才可能作出恰当安排。受命编辑《复兴文库》第一编第七卷《新文化运动》，对我来说是一项光荣任务 。我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多年
，得此系统整理
、汇编新文化运动历史文献的机会 ，可将在这一专题上的积累所获和研究心得付诸实施。当然
，它有不可忽视的难度。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涉及面广
、具有思想深度的文化运动，编选文献要在广度和深度上反映这场运动的实绩确非易事，这对自己是一个考验 。我编选这套资料是否已做到了上述两点要求 ，有待读者评说，但我的确是朝着这个方向尽力而为的。编辑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献 ，首先要对这场运动的历史演变和历史地位有准确 、清晰 、到位的把握。“新文化运动”一词早在“五四”以前已依稀出现。北京大学法科教授陈启修在《从“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从军国主义到文化主义》一文中即有“主张以西南为新文化运动之圆心的起点”一语，内中使用了“新文化运动”一词。陈启修曾赴日本留学 ，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科就读 ，文中所用“军国主义”“文化主义”多少存有日本影响的痕迹。“五四”以后，随着“五四运动”一词的出现和不胫而走，“新文化运动”一词也渐多出现于报端，并于1919年下半年成为知识界比较流行使用的词语。现今我们一般认定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这多少带有倒叙历史的意味。《青年杂志》发刊宗旨明确定位为“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他以“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为治校方针，整顿北大，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新青年》编辑部随后从上海搬到北京 ，北京大学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。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正值袁世凯施行逆流 ，复辟帝制，同时康有为 、陈焕章倡导孔教，争取孔教入宪。以蔡元培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高一涵 、钱玄同、鲁迅、周作人 、刘半农为代表的新文化派高举民主 、科学两面大旗，在政治上坚守共和 ，反对复辟帝制 ，主张思想自由，反对立孔教为国教；在文化上提倡新文学 ，反对旧文学
，提倡新道德
，反对旧道德。由于民初特殊的历史背景
 ，这场运动明显带有清算旧文化的倾向 。五四运动期间，接受新教育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力拓展公共空间，以传播和研究新思潮为旨趣的新报刊 、新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形成冲破黑暗政治和腐朽文化的思想巨流 ，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新文化运动蔚然成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外来的各种思潮，诸如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 
、实验主义、加拿大28开奖结果易卜生主义 、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纷涌传入中国，追寻主义成为时代的新风气 。随着俄罗斯与东欧社会主义浪潮的东渐
，中国思想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出现转向，探寻走向社会主义成为一股新的思想潮流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社会解放运动，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探讨成为新思想界志趣所在 ，妇女解放
、家庭解放、个性解放
、社会解放成为新知识阶层的共同取向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国际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称欧战 。对欧战进程的观察，对战争双方实力的评判和中国的应对政策 ，成为中国朝野上下思虑的重点 。中国知识分子放眼世界 ，开始养成自己的国际观，对东西新旧文化进行比较、鉴别 ，在世界文化视域中建构中国新文化。1923年知识界展开“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科学派大获全胜 ，科学观念从此深入到思想领域各个方面 。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认识，从革命话语看，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枢纽。在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体系中 ，新文化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 ，通常被置于最后一章；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首章。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
，它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联结点 ，所以我称之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枢纽。在过去的革命史叙事中 ，通常以五四运动为界，将新文化运动段分为两截，称五四运动以前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运动 ，具有整体性
、连续性的意义；当然也有阶段性，这个问题可以探讨。过去人们比较强调阶段性的发展，忽略其连续性和整体性，这显然难以说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张在五四前后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也难以解释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合作
  ，特别是在反对旧文化的战线上共同合作这一面。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体系中所占的特殊历史地位，对它的文献整理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过去对新文化运动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主要围绕如下六大类来展开 。一是影印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的报刊杂志 。这类文献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新社会》《北京大学日刊》《晨报》等 。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报刊 ，是研究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历史材料，曾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得以重新影印出版。最近，《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全20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汇集影印了五四时期22种重要期刊 ，这些期刊均为未曾影印或比较难以寻找的。二是整理 、编辑以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为专题的文献资料。这类文献包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下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集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4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年）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年），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孙郁主编《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6卷9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等 。三是发掘、整理五四运动档案资料。现已出版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加拿大28漏洞在那里198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上、下册
，新华出版社 ，2019年）等。四是约请五四运动亲历者撰写回忆录或作口述自传，保存历史记忆。现已出版的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、下 、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陈占彪编《五四事件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等书 。五是搜集 、整理五四运动在各地史料
。这类史料包括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李永春编《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，张影辉
 、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年），胡汶本
、田克深编《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  ，天津历史博物馆、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编辑组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年）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五四运动在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运动在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五四运动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年）
，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五四运动在河南》（中州书画社
，1983年）等。据统计
，全国各地约有十多个省市编辑了五四运动在当地的资料
，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各地的传播和影响。六是整理、编辑五四运动重要历史人物的文集、书信 、日记。这类文献有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18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年） ，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编》（6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4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5卷 ，人民出版社，2013年），刘思源等编《钱玄同文集》（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鲁迅全集》（18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作品集》（岳麓书社，2019年）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8册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等。举凡与五四运动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大多已有文集  、选集甚至全集出版，这可能是五四运动文献整理中取得进展最大的一个方面 。通览前人已做的上述工作，新文化运动或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已具备较好的文献基础。新编《新文化运动》卷作为《复兴文库》第一编第七卷 ，收录文献时间范围上自1915年
，下迄1923年。个别文章因涉及主题的关系，发表时间虽在此前后 ，仍旧收录 ，以便读者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 
。考虑到文字所限，本卷所收文献如系著作或长篇论文，因篇幅较长 ，一般作节选处理。本卷共分七册，每册确定一主题
。各册所收文献，在同一主题下根据内容酌情分类 。每类收文一般按发表时间顺序编排；有些文献如确认写作时间，加拿大28技巧心得体会则按写作时间排列
。这是一项对新文化运动历史文献比较系统的整理、汇编工作。各册内容如下。第一册《新文化运动的发动》收录文献内容包括 ：一、塑造新青年形象；二
、反对立孔教为国教之论争；三、文学革命；四、民初政治乱象之省思。强调青年与国家前途之间的关系 ，这是20世纪初中国新思想界崛起的一个重要标识。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5册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  ，文章开首即道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 ，再则曰老大帝国。是语也
，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 ！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 ？梁启超曰
：恶是何言 ，是何言
，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 ，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
，故生希望心
。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
。”说明中国不是外人心目中的老大帝国，而是“少年中国”。“少年中国”是中国的将来、中国的希望、中国的进取之所在 。文中还豪迈地宣称
：“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
，则国雄于地球 。”这是第一次将青年与国家前途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雄文 。文末表示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表现出从此与过去决绝，“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壮志。梁启超所表现的“少年中国”思想主题在《青年杂志》这里得以全面展开。陈独秀明确将该刊定位为 ：“一
、国势陵夷，道衰学弊 。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二 、今后时会
，一举一措
，皆有世界关系 。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 ，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 。本志于各国事情
，学术，思潮，尽心灌输 ，可备攻错……”显然，这是一份定位面向青年读者 、作者的杂志，也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份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青年杂志。在陈独秀带领下，《青年杂志》同人纷纷投入这样一场启迪青年的文化运动
。青年主题在《新青年》持续展开
，读者群产生热烈反响。高一涵、高语罕、加拿大28群易白沙
、李大钊、刘叔雅、罗家伦 、杨昌济……这些人中有的第一次投稿《新青年》，如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第1卷第1号）、高语罕《青年与国家之前途》（第1卷第5号） 、李大钊《青春》（第2卷第1号）等即是以青年为主题撰文
，显示了时人对这一问题的特别关切 。五四运动中 ，青年作为国家先锋的作用得以彰显，人们对青年更是刮目相看。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借题发挥，撰写了《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一文，特别阐述五四运动与爱国青年的联动关系。在探讨青年与国家前途关系的热潮中，出现了一部小册子，也可能是当时唯一一部专著——曾琦《国体与青年》（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出版）。这部著作的目次 ：一 
、弁言；二 、青年之意义与其价值；三
、新时代之青年……十二 、建造新国家之青年；十三、新中国青年之责任。从其内容可见 ，这是一部全面探讨青年与新中国关系的专著 。因其主题的特殊重要性
，当时胡适作序，李大钊作跋，大力推介这部著作。五四运动以后诞生了少年中国社，这是当时最大的社团组织 。其主要组织者王光祈、李大钊对该社的宗旨作了说明，分别撰写《“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股生机勃勃、昂扬向上、奋勇向前的青年力量出现在中国大地。这是中国希望所在，也是新的活力所在。触发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文化上的一个导火线是孔教运动。民国初年，康有为 、陈焕章发起了孔教运动，他们要求将孔教立为国教并写进宪法，以争取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此事在国会遭到来自国民党方面及其他党派议员的反对 。这个问题颇为国人关注。过去我们主要是突显《新青年》上有关反对孔教的言论，如易白沙《孔子平议》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 ，强调《新青年》在反孔教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 。实际上，对孔教派举动作出反应的并不只有《新青年》一家 。新文化运动以前 ，章太炎基于其在政治上一贯与康有为对立的立场
，就发表过《驳建立孔教议》（1913年12月）。与康有为分道扬镳的梁启超也发表过《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1915年2月20日）、《复古思潮平议》（1915年7月20日） ，表明其反对孔教的立场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 ，基督教华人代表马相伯代拟《反对孔道请愿书》五篇（1916年），章士钊在《甲寅》发表《国教问题》（1917年2月5日），陈启修从宪法学的角度发表《孔道与国宪》（1917年9月）。这些不同派别人士的反孔教言论，表明当时孔教运动的挫败是各种力量合力反对的结果。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新文化运动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方面。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于1935年至1936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全书共10卷，对新文学运动的成就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
 。其中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 、郑振铎编选《文学论争集》对“文学革命”理论主张的历史文献作了周到的整理 、编辑 ，此次所收文献基本上是从这两书中精选，只是在前面新增黄远庸《致〈甲寅〉杂志记者》（1915年10月）。此信提出
：“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 ，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  ，而其要义 ，须与一般之人 ，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 ，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 ，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，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这封信后被胡适称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 ，正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时 ，国内政治一片乱象，对时局的忧虑成为志士仁人的焦点所在 。新文化界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都持反对帝制的立场 。梁启超是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 ，也是反对张勋复辟的主使，他发表了《辟复辟论》（1916年5月）、《反对复辟电》（1917年7月1日） ，成功挫败两次帝制复辟。陈独秀
、胡适虽无意直接干预政治，但对复辟帝制都表现了坚决否定的态度。陈独秀发表《袁世凯复活》（1916年12月1日）、《驳康有为〈共和平议〉》（1918年3月15日）
，胡适发表《归国杂感》（1918年1月15日），抗议袁世凯、张勋的政治倒退行为。温和的“东方文化”派对国内纷扰不安的政治局势深为不满，素以平和中立面貌出现的《东方杂志》也刊出杜亚泉、白坚、杨端六、钱智修等人探讨时政的文章，为解脱政局困境寻找出路  。进步的《新青年》同人则日趋激进，陶孟和《我们政治的生命》（1918年12月15日） 、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1日）、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1920年5月13日）诸文，显现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觉悟与努力 。第二册《新报刊、新社团的创建》收录文献内容包括
：一、新创办的报刊发刊词；二、新创建社团的报告及代表性文献。五四时期是公共空间大为拓展的时代 。“二次革命”以后 ，袁世凯严酷镇压革命党，控制新闻舆论，公共空间大为压缩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 ，各地进步青年纷纷起来创办报刊，组织社团，逐渐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过去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五四时期的社团》两套书系，对这个时期新创办报刊、社团的历史文献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这是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两部基本文献，也是利用率极高的历史文献 。基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只收入具有革命倾向的进步期刊，相对温和、中性的文化学术类期刊基本不收，这就将一些颇具影响的文化 、时事类刊物排除在外 。有人在《读书》1993年第11期刊文批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未收《学衡》杂志即是一例  ，丁守和先生对此作过回应 。此次我在编选这一册时，除了收入具有革命倾向的进步期刊外，也适当地收入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学术期刊的创刊词，如章士钊《〈甲寅日刊〉发端》（1917年1月28日 、29日）《〈太平洋〉本志宣告》（1917年3月1日）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1月10日） 、《欧美同学会丛刊发刊词》（1920年3月10日）、《〈学衡〉弁言》（1922年1月） ，胡适《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1922年9月3日）、《〈歌谣周刊〉发刊词》（1922年12月17日）等，从而增添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色彩
。第三册《民主与科学》主要内容包括
：一、追寻民主政治；二
、传播科学观念；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新文化运动打出民主、科学两面大旗 ，实际指出运动的发展方向。相对来说，对科学的历史文献整理因为专业研究的缘故，比较重视。1934年中国科学社出版了任鸿隽编选的《科学通论》 ，收文范围以《科学》杂志刊文为主，对1915年至1927年中国科学界关于科学的认识和研究文献作了初步整理汇编 。此次，我们以此书为蓝本，增补一些不在《科学》杂志发表的相关文章，如杨铨《科学与中国》（《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4号，1914年12月）  、王星拱《科学的起源和效果》（《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和《什么是科学方法？》（《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Yu-Lan Fung，（1922）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22（4），pp.237—263]等，丰富五四时期人们对科学认识的内容。对民主的认识与讨论的相关文献 ，过去未见人系统整理
，这项工作几乎是从头做起。编辑这方面的文献有一定难度 ，既要查寻五四时期探索民主的各种文献材料，又要从中选择那些具有进步倾向、代表中国政治现代化趋向的言论 。五四时期谈论民主的材料来源相对来说比较散，不像“科学”议题的材料那样集中在《科学》杂志。民国初年除了以“民主”对译英文Democracy， 与“民主”同义或近似者还有“民治”“庶民主义”“平民主义”或音译“德谟克拉西”等词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虽然高举民主、科学旗帜 ，但《新青年》从学理上探讨有关民主政治的文章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，这与议题的政治敏感性多少有些关系。浏览五四时期的时评政论，人们会发现有关探讨民主政治方面的文献材料也不是很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鼓噪民主（民治）虽然形成一定声势 ，但真正探寻民主思想并在学理上达到相当水平的论著很少，富有创见的著作几乎没有，大多是一些快意的伸张民治议论和直白的民主政治主张，或者是欧美政治思想的译介。这是我在编辑这方面文献时留下的印象和遗憾。新文化运动的尾声或高潮是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这场论战结束时，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就分别汇编《科学与人生观》 ，并请陈独秀
、胡适作序
，对之进行总结
。我最初设置这一目，编辑此节时内部有不同意见。经过几番讨论，后来还是接受了我的做法 ，只是在篇幅上稍作压缩。第四册《东西文化论争》收录文献内容包括
：一、中国思想界对欧战的观察；二 、东西文明与新旧思潮之争；三 、五四以后新旧思想能否调和之争论
。此册原拟有第四目“围绕梁启超 
、梁漱溟东西文化观论争的文献” ，后因篇幅所限删去。东西文化论争是五四时期的一场重要论争
。这个问题伴随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，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探讨兴趣。陈崧编选过一本《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对相关文献作了一次初步整理 、编选。我在编辑此册时，将其定名为“东西文化论争” ，改“论战 ”为“论争”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五四时期发生过不少文化讨论，讨论自然伴随着激烈争论。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里 ，争论都上升到“论战”高度，以显示争论中你死我活的斗争火药味 。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对这些论争的热情大大降温
，硝烟味渐渐消隐
，既然是文化性质的讨论，还是用“论争”比较合适。这一册“一、中国思想界对欧战的观察”是新设
、新选的材料 
。陈崧一著没有编选这方面的材料。实际上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的导源是与欧战紧密相联的。这一目的设置和所收材料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鉴于晚清对外五次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和新兴的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 ，过去人们常因此慨叹“弱国无外交”。民初以后，这一颓局逐渐得以改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运用灵活外交策略，赢得战胜国资格，大大提升国际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 ，弱国不是无外交，而是更需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中国政府持守中立政策不介入战争
，思想界则从热眼旁观到冷静分析 。随着战争激烈推进
，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对垒的局面逐渐失衡 ，中国把握时机 ，入场参战
，为协约国输送华工 ，在战后赢得战胜国资格，这是中国外交在国际上打开新局面的重要开端
。“中国思想界对欧战的观察”梳理了中国各方人士从解析一战到决策参战的各种历史文献 ，展现了中国外交决策调整的理路和依据
。中国思想界对一战的观察及分歧是其进步和转向的重要缘起 。接下来是《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就如何认识东西文明展开针锋相对的讨论
、五四以后新旧思想能否调和的争论，最后是围绕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争 。这一册内容作了压缩，删减了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著商榷的几篇文章，仅保留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。该文是对梁著批评最中要害、最尖锐的一篇书评
。第五册《新思潮的传播与新文化的建构》收录文献内容包括 ：一、战后中国思想界的转向；二、新思潮的传播与相互激荡；三、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讨论；四、五四以后关于新思想、新文化的讨论。其中“一、战后中国思想界的转向”是新设目。通过梳理思想界对一战后世界形势观察的材料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去兵”思想
 、社会革命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，中国思想界的面貌开始改观
。五光十色的外来思潮和主义通过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
。我们主要选择了宣传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无政府主义、易卜生主义 、实验主义 、新村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方面的思想文献 。从这些思想文献可以看出，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影响之大 ，已成为当时引领进步思想界的主要思潮。过去我们比较注重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对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相对较少。新村主义在当时影响并不小，青年毛泽东就受之影响，在长沙岳麓山搞过“新村”实验。在各种主义纷涌进入中国时，建构主义成为时代新风潮，传输主义与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关系成为思想界关注的问题 。胡适、蓝志先、李大钊三人在《每周评论》发文讨论“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新思想界内部的一场讨论，对引领思想界正确把握输入主义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助益。“五四以后关于新思想、新文化的讨论”这个问题过去研究并不多 ，相关的文献材料却不少，我们专辟此目 ，展示这方面的诸多文献，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设置 。通过此节收录的文献，可以发现五四以后，人们对于什么是新思想、新旧文化的区别、新文化的内容、新文化运动的教训等问题都有过认真而热烈的探讨  ，发表过不同意见。过去我们研究新文化运动  ，常常止步于五四运动，这一目的材料将我们的视野延伸到五四运动以后三四年时间 。第六册《社会问题讨论与社会解放》收录文献内容包括
：一、婚姻家庭问题；二、妇女解放问题；三 、社会问题与习俗改革；四、伦理道德与国民性改造。五四时期是社会解放的时代。新文化运动涉及讨论的社会问题包括妇女解放问题、道德伦理问题、贞操问题、男女社交问题 、婚姻家庭问题  、女子教育问题 、儿童问题、人口问题、丧葬问题等，讨论问题之广泛前所未有。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辑的《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内容仅限于妇女问题 。这次我们设置了四个专题
 ：一 、婚姻家庭问题；二、妇女解放；三、社会问题与习俗改革；四 、伦理道德与国民性改造 。视域大大扩展，涉及的社会问题更为广泛。对新文化运动探讨这些问题的文献作了新的精选 ，力图反映当时人们研究这些问题的实际思想深度。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 ，家庭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五四时期对家庭婚姻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过去人们多关注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材料
，实际上还有一些不乏进步性而相对稳健、理性的改良型方案 。例如杨昌济《改良家族制度札记》即从世界的视野比较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在中国的不同家庭的婚姻状况，批判中国固有的纳妾制度；顾诚吾《对于旧家庭的感想》则从学理的角度对中国旧家庭制度为什么不曾改革
、中国旧家庭所持的思想逻辑（名分主义、习俗主义、运命主义）作了解剖。第三、第四个专题尚未见人系统清理，这次新设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新文化运动在这方面的主张 。蔡元培《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 、胡适《贞操问题》、李大钊《废娼问题》、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顾孟余《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刘半农《“她”字问题》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思想文献 。他们提出的思想主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共识 ，因此具有经典意义
。这些问题在五四运动以后逐渐得以解决 ，或者要求解决的呼声成为社会的主流
。所以 ，五四运动作为社会革命的界标，其作用的确不可低估。第七册《新教育、新学术的建构》收录文献内容包括：一、新教育思想；二
、从国学研究到“整理国故”；三、新人文学术的建构。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广新教育。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学者似乎不太关注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我曾经邀请搞教育史的学者参加在北大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但他们对此没有表现出强烈兴趣 。实际上 ，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密切相关。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 ，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设计师和示范者。他主长教育部时提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废除尊孔的教育宗旨、取缔经科等，对儒学意识形态是巨大冲击 ，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革命性效应。他整顿北大的举措使北大从旧的官僚养成所变成现代性大学。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在新学堂、新知识阶层、新报刊展开，这都与新式教育的推广分不开。我们设置“新教育”专题 ，力图表现新文化运动在教育方面的主张与作为，可从一个侧面看出新教育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。蔡元培、范源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蒋梦麟、张伯苓
、陶行知诸人发表的新教育主张
，展现了新文化人为推进新教育所作的诸般艰辛努力。新文化运动不仅传输西学 ，而且研究国学。为此我们专题清理了从民初国学研究到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期间的相关文献  。围绕国学研究 ，学术界上至名宿王国维、章太炎 、梁启超，下到新锐胡适、黄侃、朱希祖 、毛子水、顾颉刚 、郑振铎等秉持不同思想主张，表现出不同思路。精选这些学人有关国学
、国故的文章，展现了五四前后国学研究的多元选择。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设置“新人文学术的建构”这一专题，就是表现五四时期人文学术的创新及其成就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美术的起原》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李大钊《史学要论》、顾颉刚《古史辨》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文 、史 、哲研究成果，代表着五四前后中国人文学术的新发展 。《复兴文库》所收各册在统稿时对篇幅设置了上限
，每册不超过40万字。《新文化运动》卷七册
，共284.3万字，个别单册字数已略微超限，这已是看校样后再经删减保留下来的篇幅。我自感这一卷几乎达到饱和状态。研究新文化运动须以历史材料为基础 ，这次对新文化运动历史文献的整理  ，将为推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打下新的文献基础 。我个人在整理编辑过程中，对新文化运动历史也有新的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既有特殊的历史境遇，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 、文化环境和国际、国内形势，又有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演变逻辑的内在必然。离开历史语境来评估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思想主张，如反对孔教的观点、白话与文言之争，并不恰当 ，也很难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实际内涵。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它与青年 、创新、进步、革命、反叛、解放、改造这些行动方案联系在一起，是一场带有狂飙色彩的文化运动 。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达成阶段性目标 ，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狂放气质也会逐渐疏离
，但先驱者的精神将长存于世。新文化运动真正将中国带入世界文化潮流，中国知识界开始在广阔国际视野中寻找出路 ，将欧美各种新兴的主义
、思潮、学说引进中国 ，以民主、科学为准绳 ，以现代化为目标，中国朝着不可逆的现代化进程发展。新文化运动所指陈的这一大方向过去是
、现在仍然是、未来还将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学创作、白话文运动、国学研究 、外来文化输入、新教育推广等方面作出诸多贡献 ，结下创造性成果 ，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打下新的基础。随着这些领域后续出现的发展和升级，新文化运动的许多成果自然显现出粗糙、偏激
、过时甚至老化的一面。我们自不必局促于新文化运动框域的限制，画地为牢；也不宜因超越前人而妄自菲薄先行者做过的工作。处理好传承与超越
、积累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继续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必要条件。新文化运动造就、培育了一代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代表蔡元培、陈独秀
、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大显身手，引领时代风气 ，受他们思想影响的毛泽东、许德珩 、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 、恽代英、周恩来等青年学子迅速成长为现代中国政治 、文化的栋梁之材。与戊戌—辛亥上一代人较早退回历史幕后不同 ，“五四”这一代人在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活动时间明显要长。他们中有些人到20世纪80年代仍健在，晚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还继续发挥作用 ，这说明接受新文化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更具有旺盛
、持久的生命力。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实际建构了替代传统儒学意识形态的现代意识形态。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社会观、伦理观 、中西文化观对形塑中国现代新的社会形态提供了观念性的基础 。一百多年来 ，中国新文化经过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取得巨大进步
，中华民族文明程度有新提高 ，中西关系出现新变化，当年新文化运动健将们所倡导的观念、所持守的主张，有的经过历史考验而更为坚确，有的因已经消化或时过境迁又逐渐淡化 。我们理应与时俱进，适时调整中西文化关系的坐标 ，确立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原文链接 ：欧阳哲生 || 新文化运动的文献整理与历史诠释——编辑《复兴文库·新文化运动》卷之旨趣（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6期 ，注释从略）